在探讨了韩非思想中的“法”（制度）、“术”（手段）和“势”（权力）之后，我们来到了一个更为精妙的范畴——“名”。在现代语境中，“名”常指名声或名称，但在韩非的理论体系里，它是一个核心的政治工具，是君主实现精确控制、杜绝奸邪的“度量衡”。它关乎名分、职责、言论，以及这一切与“实”（实际功绩）的对应关系。
“名”与“实”：治国之纲纪
韩非的思想深受先秦“名家”（逻辑家）的影响，但他并非进行纯粹的哲学思辨，而是将“名”与“实”的概念彻底工具化，服务于君主的统治。
何为“名”？在韩非的语境里，“名”是言辞、是职位、是臣子主动提出的工作计划和目标。例如，一位臣子说“我能为主君平定某地叛乱”，这句话就是他的“名”。一个官职叫“司寇”，那么“司寇”这个头衔及其法定职责，就是它的“名”。
何为“实”？ “实”则是与“名”相对应的客观结果、实际功绩。臣子是否真的平定了叛乱，其结果就是“实”。“司寇”是否履行了捕盗、断狱的职责，其工作表现就是“实”。
韩非认为，天下大乱的根源之一，便是“名实不符”。说一套做一套，职位与能力不匹配，言论与功绩相脱节。因此，君主治国的核心任务，就是要“审合刑名”，即审察“名”与“实”是否统一。
核心原则：循名责实
“循名责实”是韩非“术”治思想中最关键的一环，也是“名”这个概念的实际应用。其操作流程如同一套严密的现代管理系统：
1.臣子立“名”：君主不主动作为，而是让臣子自己提出主张和建议。“为人臣者陈而言”。
2. 君主授权：君主根据臣子的言论（名），授予他相应的职务和权力去完成这件事。“君以其言授之事”。
3. 考核“实”：君主专心等待结果，然后用臣子最初的言论为标准，来考核他最终的功绩（实）。“专以其事责其功”。
4. 赏罚分明：如果功绩与事情相符，事情与当初的言论相符（名实相符），就重赏。如果功绩与言论不符，则严惩。“功当其事，事当其言，则赏；功不当其事，事不当其言，则罚。”
这一原则的极致之处在于，韩非甚至主张“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”。也就是说，臣子超额完成了任务，也要受罚。这看似有悖常理，但背后是深刻的法家逻辑：君主惩罚的不是功劳本身，而是“名实不符”这个行为。臣子言小而功大，意味着他可能隐藏了实力，或是越权行事，这两种行为都破坏了君主对全局的掌控，是对君主权威的挑战。在韩非看来，维护制度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，远比一两次意外的“惊喜”更为重要。
“名”作为君主的无为之器
通过“循名责实”，君主便能实现“执一以静，使名自命，令事自定”。君主无需事必躬亲，不必耗费心神去研究每一件事的具体做法。他的任务从一个“执行者”转变为一个“裁判者”。他只需掌握好“名”这把尺子，用来衡量臣子们创造的“实”。
如此一来，君主便能“无为而治”。他“无为”，臣下则必须“有为”。臣子们为了获得奖赏、避免刑罚，会竭尽心智去确保自己的“名”与“实”相符。整个官僚体系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，在“名”这个程序的设定下，自动运转，而君主只需坐在中枢，掌握着最终的“赏”与“罚”两个开关即可。
私誉之“名”与公利之“名”
韩非还警惕另一种“名”——臣子的个人声誉。他认为，臣子的一切功名，都应归于君主和国家。如果一个臣子在民众中建立起了巨大的个人声望，甚至超过了君主，这就是极其危险的信号。田成子在齐国用大斗借出粮食，用小斗收回，以此收买民心，建立私誉，最终篡夺了齐国政权。
因此，明君必须“明于公私之分”，将一切功劳和声名都收归国家（公），严厉打击臣子为自己树立名望（私）的行为。
结语
在韩非的哲学中，“名”不再是虚无的标签，而是权力运作的精确标尺。它将君主的统治从模糊的、依赖个人好恶的“人治”，转变为一套可衡量、可问责的系统化工程。“循名责实”的原则，确保了权力体系的稳定和君主的绝对权威。
然而，仅仅有名分、法度和权术，似乎还缺少某种尺度来平衡这一切。如何确保严苛的法度不过于僵化？如何衡量赏罚的轻重？这便引出了我们下一篇要探讨的主题——韩非思想中的“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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