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3月6日，南宁。年轻的通讯员抬起头，望向满脸风霜的许世友，将刚刚发生的剧烈战斗心情隐藏在简单的话语中：“司令员，还追不追？”许世友微微摆手，眼中是那种历经风雨的坚定：“任务已成，回家。”这简单的一句话，仿佛凝聚了二十八天风雷激荡的历程。
此时，庭院里木棉花已经盛开，一辆又一辆军车陆续停下，战士们默默卸下武器，清理上面黏着的泥巴。空气中依旧残留着爆炸后的硝烟味，却逐渐被即将到来的庆功宴气氛所弥漫。那晚，军区礼堂灯火通明，酒桌上酒肆摆满，所有人都知道：许司令的酒，总是得“喝出点讲究”。
回溯三个月前，北京西郊，严寒的冬夜笼罩着钓鱼台。74岁的许世友接到突然的通知，被要求参加中央工作会议。休息的间隙，邓小平拍了拍他的胳膊，关心地问道：“身体行不行？”许世友轻松一笑，答道：“硬朗得很。”两人是老朋友，相互心照：越南边境的骚扰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，这一仗，必须打。
12月9日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刘东启递给许世友一份盖着“绝密”章的文件，命令正式下达。许世友拿到命令后，第一句话便是：“人不够，把吴忠他们全叫回来。”那晚他便赶回广州，下令所有休假人员三天内归队，机械车辆必须随时待命。街头的百姓见到列队的卡车，纷纷询问去向，司机却总是回答：“拉练。”没人再多问。
展开剩余77%为了确保行动不被泄露，国际联运、边境小额贸易都暂时暂停，凭祥铁路的交接所大门也被上了锁。越方对此一头雾水，完全无法理解中国军队突然的调动。同时，各侦察连悄无声息地在浦念岭的前沿潜伏，夜间霜雾弥漫，枪机已经无声地装上了子弹。
广西的山林湿热难耐，许世友提议带队去“打猎”，然而，实际上他是要亲自勘察金鸡山和各个战略要地的位置。他挥手指向远方：“这里，能看到友谊关的炮位。”跟随的军官心领神会：司令员正在考虑最短突击路线，而不是在山里真去猎取野味。
回到南宁后，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“牛刀杀鸡”——兵力和装备都要尽全力投入，迅速解决战斗。有人提醒他，济南战役也有类似的战略，许世友笑着摆手：“济南那时候敌军多，这次是野外战，不一样。”很快，作战计划定稿：首先摧毁高平，再分南北夹击谅山，留下一条突围路线。
2月24日，军委急电：尽快拿下谅山。越南派出了号称“金星师”的步兵第3师驻守，扬言要“打到南宁过春节”。许世友抽调了几支东线的主力团，但他偏偏在南面开了一个口子。参谋长一度困惑，许世友笑着说：“笼子太密，兔子急了会咬人；让它看到活路，才好收网。”
如许世友所料，河内高层琢磨了半天，决定拒绝增援谅山，似乎洞悉了中国的意图。3月初，外围的阵地被中国炮火彻底摧毁，奇穷河北岸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夜空，“金星师”的阵地和地下指挥所相继被清扫。河内一片惊慌，街头民众纷纷谈论：“解放军会不会打过红河？”
3月4日深夜，军委电文传来：“争取更大胜利。”许世友迅速批注：“打过河。”凌晨时分，炮兵调整了射界。5公里的推进，虽然不远，但足以让河内的戒严警报拉响。3月5日，新华社发布声明后，整个大队开始北撤，边打边收，留下的燃烧碉堡见证着背后的胜利与牺牲。
撤回国内集结点，许世友第一次停下来，认真计算这场战斗的代价：阵亡官兵九百余人，炮弹消耗近十万吨，仅燃油支出就超过了五亿人民币。“赢是赢了，但血也真流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语气放缓，许多年轻的排长低头默默拭泪。
同年3月中旬，庆功宴终于开始。许世友特意让警卫将他珍藏多年的三坛高粱酒搬来。第一坛酒被打开时，他站在主桌前，举杯道：“这一杯，敬你们，英雄！”酒液滑过喉咙，全场一片寂静，紧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。那一刻，豪气与悲壮交织，仿佛又听到了远处山谷中的枪声。
第二杯酒刚斟满，许世友轻声说道：“盼你们将来再立新功，不求多，只求快。”话音未落，几十位团营主官不约而同地挺直了腰板。有人日后回忆，许世友的这句话，比任何奖励令都重。
第三杯酒，他举起酒杯，声音铿锵：“愿诸位永爱祖国，永做英雄！”语气瞬间高昂，酒液轻轻溅出，许世友并未在意。礼堂中，掌声、碰杯声与几声短促的抽泣声交织在一起。年轻的士兵们悄悄将空杯藏进衣兜，打算带回家乡供奉。
三杯酒过后，各军代表陆续上前，许世友迎接每一位，简短的叮嘱不断：“好好活着”“别忘老战友”“想打就得狠”——这些话朴实却深切人心。席间没有唱“凯歌”的豪言壮语，只有老兵们的朗朗笑声和偶尔闪现的泪光。
夜幕降临，宴会散去，许世友让人搀扶着走到院子里。木棉花落在他的肩头，他抬头看着星空，低声自语：“这一辈子，最好别再打了。”警卫听见了，却装作没听见。灯光照在他那依旧硬朗的侧脸上，眼神中却多了一丝释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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